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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体重应从娃娃抓起

【摘要】:
2018年10月4日,德国莱比锡大学附属儿童和青少年医院的Gederick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发表《幼儿期BMI的加速增加和持续肥胖风险》一文,首次利用大型纵向数据,探讨了约51,505名儿童从出生至青春期多个时间点241,715个BMI观测值的动态变化,探讨青春期肥胖是否起源于儿童的特定年龄段。  肥胖问题早已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显示,男
 
  2018年10月4日,德国莱比锡大学附属儿童和青少年医院的Gederick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发表《幼儿期BMI的加速增加和持续肥胖风险》一文,首次利用大型纵向数据,探讨了约51,505名儿童从出生至青春期多个时间点241,715个BMI观测值的动态变化,探讨青春期肥胖是否起源于儿童的特定年龄段。
  肥胖问题早已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显示,男性成人肥胖年龄标化患病率由1975年的3.2%上升到2014年的10.8%,而女性由6.4%上升到14.9%,其中2.3%的男性和5.0%的女性存在严重肥胖(体质指数BMI≥35 kg/m2)。
  尽管既往超重/肥胖主要在发达国家流行,过去20年间随着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条件改善,高能高脂膳食和静坐生活方式逐渐盛行,肥胖患病率已上升近200%,肥胖俨然不再是富裕国家的“专利”。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生活方式急剧改变所带来的肥胖问题日益凸显。1991-2009年间我国2-18岁儿童和青少年体重超重/肥胖患病率从6.2%上升到15.4%,而在成人中已由10.4%上升到26.0%。同时,最新研究显示2014年中国肥胖成年男性和女性人数分别达到4320和4640万,绝对肥胖人数已首次跃居世界首位。
  肥胖可“潜伏”并“传染”
  肥胖与其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一样,可能有较长“潜伏期”,并且发生发展可贯穿整个生命历程。作为自然发育过程,身体脂肪含量在出生后6个月内会快速增加,在6-12个月达到顶峰,随后逐渐下降直至5-6岁,在之后的儿童期和青春期会一直持续增加,而在成年后身体脂肪含量则会增加缓慢,到老年则同时伴随肌肉组织的减少。不同生命阶段的肥胖问题可能存在关联,儿童和青少年期肥胖可能持续至成年后。
  与正常出生体重婴儿相比,巨大儿(出生体重>4000g)在儿童和成人期肥胖的风险会增加100%,儿童和青春期肥胖成年后肥胖风险约是非肥胖者的5倍。肥胖问题在家庭内也常显示出聚集性,这种类“传染”特征可能源于相似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或遗传易感性;父母肥胖家庭内更容易有肥胖子女,尤其孕前和孕期肥胖孕妇更容易分娩巨大儿,而巨大儿肥胖状态易延续至成年阶段。肥胖问题可追溯至生命早期甚至存在代际恶性循环,从全生命周期角度关注肥胖的起源[,对解决肥胖问题或许具有重要意义。
  Gederick团队的三大重要发现
  在本月初发表的NEJM论文中,研究者在由51,505名儿童组成的一个基于人群的样本中,对BMI随时间的变化过程进行了前瞻性和回顾性分析。作者们获取了儿童期(0~14岁)和青春期(15~18岁)的连续人体测量数据。此外,他们还评估了部分儿童每年BMI增量的动态变化(定义为每年BMI标准差评分的变化)。这篇文章提示了下列三个主要结论。
  首先,超重和肥胖早在婴儿期就已显现,3岁时仍然肥胖的儿童90%会在青春期存在超重/肥胖问题。
  其次,超重/肥胖的青少年在2-6岁出现最快体重过度增加(即BMI标准差分值上升的加速度最大),在该阶段之后BMI标准差分值上升的加速度趋于稳定(但BMI标准差分值依然持续增加),而体重正常青少年过往BMI标准差分值一直相对比较稳定;学龄前BMI标准差分值年变化率较大(≥0.2至<2.0)的儿童在青少年期超重/肥胖风险是BMI标准差分值稳定者(>-0.2至<0.2)的1.43倍。
  第三,大于胎龄儿(即出生时肥胖)在青少年期肥胖风险是适于胎龄儿(即出生体重正常)的1.55倍,而孕期肥胖孕妇的新生儿在青少年期肥胖风险也比孕期体重正常孕妇更高,但二者均不会影响幼儿期BMI标准差分值上升的加速度,也即不是儿童BMI动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两项NEJM研究确认肥胖的年龄持续性
  该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证实了肥胖可追溯至生命早期,且一旦出现可持续至青少年期,而2-6岁是体重过度增加最严重的关键阶段,其会预测未来肥胖的发生。尽管不同人群体重变化轨迹可能存在异质性,但该项研究提示,针对2-6岁儿童可密切关注BMI增加速度,即便未出现肥胖也应如此,同时可结合母亲孕期肥胖或出生时大于胎龄儿状态等因素早期确定肥胖高危儿童并及时进行可能干预。
  2017年11月NEJM发表的一项在41,567名儿童和成人中开展的生长轨迹模拟研究发现,2岁肥胖儿童中74.9%会在35岁时仍然肥胖,而19岁肥胖者到35岁时仍然肥胖的比例可高达88.2%,同时35岁肥胖成人一半早在19岁以前就已出现肥胖。两项研究结果支持以往肥胖生命早期起源的观点,同时也共同证实从全生命周期角度连贯性看待人群肥胖问题的必要性。
  肥胖的全球疾病负担和对策
  超重/肥胖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肿瘤等慢性疾病发病和死亡均密切相关。高BMI尤其是超重/肥胖是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影响,仅次于高血压、吸烟、高空腹血糖,据估计2015年高BMI导致约1.2亿个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2016年美国临床内分泌医师协会与美国内分泌学会提出使用肥胖型慢性疾病(adiposity-based chronic disease, ABCD)新诊断术语代替肥胖,强调肥胖所伴随疾病问题对肥胖本身管理的潜在影响。
  早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已认识到肥胖将逐渐成为全球流行疾病,同时提出需要采取系统的干预策略[30]。该报告强调需要使用全人群策略,通过多部门协作降低人群BMI以减少肥胖的发生,同时针对高危人群提供综合性卫生服务进行体重管理。
  在全球化背景下,低成本高能/高脂食物供给模式和低能耗工作/娱乐方式给传统健康生活带来冲击,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模式不断深入至社会和个人生活方方面面,随之产生的宏观“致胖(obesogenic)环境”很难得到改善。肥胖已从个人生物/医学问题转化为群体社会问题。过去20多年来全球在肥胖领域的努力收效甚微,肥胖问题远比我们预想的复杂,探讨持续有效的防控体系仍然任重道远。
  为了应对肥胖给全社会带来的挑战,在坚持WHO推荐的通过国家政策和跨部门干预措施促进全社会体重控制的全人群策略基础上,或许应从未成年阶段就应重视体重问题,尤其应关注婴幼儿期体质指数增加的加速度,这种针对特定年龄段的高危人群策略对于提高肥胖防控的成本-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婴幼儿健康行为更多依赖父母,父母对儿童健康体重的正确认识以及对饮食和体力活动的关注显得尤为重要,在该阶段父母与医疗人员和早期教育工作者接触较多,如何通过这两个切入点广泛促进父母对婴幼儿体重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探讨的地方。
  (来源:NEJM医学前沿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编辑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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