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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影响经济发展的途径（下）
【摘要】：
一、对整个生命过程的影响
虽然许多关于疾病经济负担的研究报告只注意直接与患病相关的费用（如可行也包括与早逝相关的费用），但生命早期的非致命性疾病可以对整个生命过程产生不良影响。
1、健康不良影响儿童智力和教育
婴儿和胎儿期的疾病可以伴有终生的后果，包括智力和躯体的病态。教育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但许多人不重视儿童健康对接受教育的重要性。不良的健康直接降低了认知能力，并由于缺课、听课注意力不集中和过早辍学而间接影响到学校教育。
对早年生病的长期影响极大，但一般阐述得不够。某些影响是通过生物学途径的：早期疾病妨碍了身体和智力发育，进而降低了成年时的经济生产率。某些影响是通过经济学途径的，如智力低下可导致过早辍学，因而个人终生背上智力低下和教育不足互为因果的双重负担。
一些精辟的间接证据表明，儿童期疾病和营养不足所造成的经济下降是严重的，比通常人们认为的要严重得多。在调查过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年人的身高与成年人的收入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呈正相关。
成人的身高是儿童期营养和疾病经历的反映。反复患过传染病和饮食中摄取营养不够的儿童，到成年时身高会降低。因此，身高和收入的相关性极其有力地说明儿童期的健康与营养状况是如何对经济生产率产生着毕生的影响。
健康不良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妨碍接受教育，既影响认知能力，又影响上学。
Balasz等人（1986）和 Pollitt（1997， 2001）审阅了关于儿童营养和大脑发育关系的调查报告。从多数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铁、维生素 A 等关键营养素的缺乏会引起智力的缺陷。
同样，Bhargava（1997）分析了对坦桑尼亚在校儿童身高的纵向全面调查，并发现，健康和营养状况是预测智力和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他还得出结论，驱除钩虫和血吸虫等肠道寄生虫对儿童的发育十分重要。
Kremer 和 Miguel 1999 年在一项实验研究中得出了关于驱虫的类似结论。在对于治疗在校儿童钩虫、蛔虫和血吸虫病的随机调查中，治疗过的在校儿童课堂出席率明显高于没有治疗计划学校的儿童。
有意思的是，发现在有治疗计划的学校中未经治疗儿童的课堂出勤率也较高，这表明治疗儿童的考勤会影响非治疗儿童（如通过社会规范）。
2、慢性疾病所造成的疾病损失
关于疾病损失的文献大概大大低估了生命过程各阶段非致命性慢性疾病所造成的损失。
比较健康的工人在体格和心理上都更加精力充沛和强壮，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并挣得更高的工资。他们的生产能力使公司更多赢利，健康的劳动力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也甚为重要。他们还较少因病（或因家人患病）而缺勤，能够更有效地工作。
在较高比例的劳动力从事体力劳动的发展中国家，效果更为明显。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发现贫血的男子比正常男子的生产能力低 20%。当用铁剂治疗贫血男子之后，他们的生产能力便提高到接近正常男子的水平。
此外，早期健康与学习成绩之间也存在联系。健康的儿童能够学习更好，并能成为受更好教育和取得更多收入的成年人。在健康家庭，儿童较少因为其本人或家庭成员患病而中断学习。
还有一个更典型的疾病影响生产活动的例子，说明驱虫的重要性。美国南部的早期经济发展几乎是与消灭钩虫病及其伴随的贫血相联系的。1981 年 Ettling 透彻地描述了致使生产力低下的“懒惰的根源”的影响及战胜它的情况。
二、疾病的跨代影响
1、成人患病对儿童的影响
家庭中一人患病可能对家庭其他成员产生不利影响，特别对儿童。
成人的患病，可能会因照顾不周和收入下降而使本来健康的儿童身体不好，甚至死亡。父母的患病或死亡会迫使儿童过早辍学，以帮助支撑家庭。
成人患病还会影响父母对子女的知识传授。非洲受 AIDS危害的社区报告称，现在孤儿在成长中学不到当地的农业知识。
2、儿童的高死亡率与夫妇的高生殖率
婴儿和儿童高死亡率造成的最严重和最不被人们认识的损失是对人口的影响。
贫困家庭为弥补儿童死亡而不得不多生孩子。道理令人无奈，却明白不过。父母可能生六个或更多的孩子，只是为了保证至少有一个儿子或女儿（或二者）能存活到父母年老的时候。但如果像当前非洲许多地方那样，贫困家庭有如此多的子女，家庭就只能拿出很少的投资用于每个儿童的教育与健康。
因此，高疾病负担导致大家庭的形成，使得对每个儿童的教育与健康只能作很低的投资。
虽然儿童死亡率高绝不是高生殖率的惟一原因（性别不平等、母亲缺乏教育和工作的机会、文化习俗也起到某些作用），但降低死亡率，同时开展计划生育、加强教育和让更多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可以大大促进生殖率的降低。
将生殖率水平与婴儿（一周岁以下）和儿童（五周岁以内）死亡率相联系的证据是有说服力的。在儿童死亡率低于千分之二十的国家，平均生殖率为 1.7 个儿童。在婴儿死亡率高于千分之一百的国家，平均生殖率为 6.2 个儿童。
儿童存活的几率不是生殖率从高到低的惟一因素，而是一个重要因素。母亲的文化程度肯定是另一个因素。受过更多教育的母亲不仅能够更好地控制家庭的生殖选择，而且还能挣钱更多，因而有更多的机会成本在家中抚育子女。
获得计划生育服务， 包括得到避孕和家庭咨询， 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习俗也很关键，移居到城市地区情况就不同了 。
3、儿童的高死亡率与人口的高增长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儿童的高死亡率会引起贫困夫妇的高生殖率。一般来说，高生殖率不仅是补偿高死亡率，这是一种家庭的风险转移。用一个数字来说明，如果一个有 75%儿童存活率的家庭生 6 个孩子，那么平均就能存活 4.5 个。一个儿童存活率达到 95%的家庭生两个孩子， 平均能存活 1.9 个。结果高死亡率家庭反常地比低死亡率家庭有更高的人口增长率。
这种模式有助于我们了解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即婴儿死亡率高的国家在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造成自然环境不堪重负，以致日益增长的人口拥挤在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农田上。婴儿死亡率和总人口增长率之间密切的正相关。
从长远来讲，降低婴儿死亡率将会降低人口增长率。然而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疾病控制规划必须有生殖健康与教育规划相配合，以确保尽快通过降低生殖率来降低死亡率。
人口效应不仅作用于家庭（微观），而且作用于整个经济（宏观）。当儿童死亡率下降而生殖率也随之下降时，整个人口增长便趋向于减缓，居民的平均年龄也趋向于升高。年轻人抚养率（年轻人数除以成年人数）也趋向下降。
这样的人口变化能推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的增长（Bloom 和 Canning 2001 年的调查报告）。劳动年龄的人口增长比例可直接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储蓄率的居民增加了，因而这个国家经济的总储蓄率也趋于上升。
每个人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会提高年龄调整储蓄率。与我们正在研究的其他效应一样，这些效应在跨国储蓄模式中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影响规模难以准确估计，因为还存在一些混杂变量。
（来源：http://www.who.int/macro
health/documents/en/ChineseVersion.pdfua=1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编辑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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