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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力量推动积极改变

【摘要】:
KalpanaBalakrishnan:数据的力量推动积极改变  简介:KalpanaBalakrishnan在印度新德里的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接受本科教育(1983年),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1991年),并接受了环境生理学、人口动态学和环境卫生工程/风险评估的博士后培训(1991-1995年)。她在印度金奈的SriRamachandra大学组建了最大

  Kalpana Balakrishnan:数据的力量推动积极改变
  简介:Kalpana Balakrishnan在印度新德里的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接受本科教育(1983年),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1991年),并接受了环境生理学、人口动态学和环境卫生工程/风险评估的博士后培训(1991-1995年)。她在印度金奈的Sri Ramachandra大学组建了最大的跨领域职业和环境卫生研究组之一。自1995年起,她就在Sri Ramachandra大学工作,担任过多个职务,包括生物物理学教授和环境卫生工程学科带头人(2000-2012年),并于2010年起担任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空气质量、气候与卫生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其研究组还作为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职业和环境卫生合作中心,及印度政府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空气质量、气候与卫生高级研究中心。
  Gary Humphreys与Kalpana Balakrishnan谈论她的生物物理学背景,以及科学如何为其公共卫生工作提供信息(《世界卫生组织简报》2019;97:81-82. doi: http://dx.doi.org/10.2471/BLT.19.030219)。
  问:您在印度长大,但1984年搬至美国,并在那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一开始,科学对您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工作有何影响?
  答:我认为科学为我基于第一性原理对待事物奠定了基础。在博士学习期间,我接受了神经毒理学培训,研究神经元如何对不同类型的信号做出反应,如何处理信号以及什么会影响信号传导。那真是实打实的机械化方式,试图弄清事物在细胞水平如何运作,而这种模式一直被我应用于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领域。
  问:您是如何转向公共卫生的呢?
  答:真正触发这一转型的是我在博士后期间接触到新的研究领域。约翰?霍普金斯的一位导师鼓励我上几门人口动态学和卫生经济学课程,只是便于我了解可以如何考虑应用自己的机理知识。这并非易事,部分原因在于这与我以实验室为基础的技能相去甚远,但最终我找到了完美的位置。
  问:那是?
  答:基本上就是利用我的生理学和毒理学知识,研究在一定量的外界刺激下,细胞水平的正常和异常反应机制。Morton Corn、Patrick Breysse和Peter Lees是我在约翰?霍普金斯的导师,他们就如何能够在环境中测量事物并评估卫生风险的基本原理对我进行了培训。我当时在研究石棉、镉、铍和镍的职业性接触。工作背景为工业背景,但这一方法可扩展至一般环境。
  问:您于1996年返回印度。回去之后您能够应用这些技能吗?
  答:幸运的是,可以。我去了几个政府部门讲述我的工作,最后我来到了位于金奈的Sri Ramachandra医学院及研究所(现为Sri Ramachandra高等教育研究院)。我内心其实是一名研究员,我真的想在医学院里开始研究职业性接触。
  问:您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
  答:一开始,我研究的是接触铬的健康风险。我有幸能够进入一家处理铬的工业单位。于我而言,那是个决定性的时刻。我去了这家工厂,看到这些工人就那样浸泡在铬中。回到家,我坐下就哭了。我那时想着开展另一项关于铬毒性的研究是多么徒劳无益。我对自己说,我确信再花30年研究铬对人体组织到底有何影响,我能多一些认识。但谁在乎呢?那个工厂里的人都快死了!
  问:所以您就是这样开始拥有了公共卫生的思维方式。
  答:确实如此。我知道我不仅仅是想展示这些问题。我想解决它们。我所做的,是让大大小小的企业注意到这些证据。不仅有关铬,还包括各行各业中范围广泛的有害环境因素,从皮革和纺织品到能源、化学品制造和汽车,不一而足。
  问:行业有何看法?
  答:一开始疑虑重重。当时,制造业对这类评估充满怀疑,因为他们认为第二天这些评估就会见报。但他们还是让我们开展了评估并提出建议。我们所做的都是寻找解决方案和建议,他们可以内部进行考虑。横加指责而不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毫无助益。
  问:您觉得您是否能够做出改变呢?即使您关注的行业是自我监管的行业。
  答:鉴于所面临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不认为我们可能带来显著改善,但是我们发起了一场运动,许多行业部门从我们的评估和解决方案指导中受益。
  问:那么您开始研究室内空气污染的健康影响是在何时?是否与您在行业中所做的工作有关?
  答:是的。一开始我们专注于职业环境,但随后我们开始考虑群体水平的接触。就在那时,我认识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Kirk Smith教授,他是率先开展空气污染研究的人之一,而且巧的是,他也是学物理出身。1998年,我们开始走访社区、农村地区和一些城市周边,考察环境污染监测情况,但是我们认为只了解到了部分情况,因为没有在人们家里进行测量。因此,我提出使用用于测量工人接触情况的仪器来测量妇女和儿童对室内空气污染的接触。2000年时,我们实现了重大突破,当时我们得到了在400户使用生物质能的家庭测量颗粒物水平的合同,为期四个月。
  问:你们如何进行测量呢?
  答:我们使用的是空气采样泵,模拟颗粒物在肺部的沉积。在2002年举行的首次世卫组织磋商会上,我们介绍了对400户家庭的测量结果。同年,世卫组织邀请我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介绍家庭固体燃料使用风险的流行病学证据。世卫组织开展了一项评估,对比如盐摄入量、烟草使用等不同健康风险因素带来的疾病负担。在南亚和印度,室内空气污染最终位列十大风险因素之一。这完全在意料之外。该比较风险评估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做出应对。
  问:您还就孕妇接触空气污染对婴儿出生体重的影响开展了一项研究。
  答:没错。我们研究了怀孕期间接触细颗粒物(PM2.5)是否与出生体重低相关。研究首次提供了印度城乡PM2.5 接触对出生体重的定量影响。
  问:看来伤害的证据在不断增加。在应对措施方面,产生了哪些成效呢?
  答:我们一开始不太清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印度无法获取清洁能源。唯一有些作用的就是经过改良的烹饪炉灶。但我们发现在实际生活中,这些炉灶都被搁置在角落;没人使用它们,因为与传统炉灶不同,这些炉灶不能真正支撑住平底锅,还时常坏。因此,在对证据进行多年研究后,我们说:“让我们重新调整思维。别再试图改进燃烧生物质的方式了,关注清洁燃料吧”。直到2014年,编写世卫组织室内空气污染指南时,已有足够证据表明,液化石油气可能是唯一在大规模使用时,始终能够达到世卫组织指南所设的最低排放和接触目标的技术。我们知道印度对液化石油气的需求很大,我们也知道世界上40%的人口已在使用清洁燃料。因此,想办法为另外60%的人提供获取似乎是合理且道德的。
  问:在印度哪里都能买到液化石油气吗?
  答:并非如此,您或许能想到,农村地区的供销问题和获取问题更多。在印度,液化石油气的供销受到严格监管,同时也由政府提供补贴。石油销售公司对液化石油气进行装瓶,并供应给注册和授权的经销商,由经销商出售给客户。召开过多场磋商会,讨论通过扩大液化石油气经销商网络改善获取。他们希望增加供销,使任何有意使用液化石油气的人都能够用上。目前,农村地区的覆盖率约为70%-80%,政府希望到2020年时达到95%。
  问:您认为他们会实现这一目标吗?
  答:其实迄今为止,规划已经超出目标。因此,极有可能实现。
  问:液化石油气的替代品如何呢,比如电力,或许通过太阳能发电?
  答:我认为我们有能力在印度大规模开发可再生电力。如果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这有何不可?但目前,液化石油气很完美。
  问:您未来有何打算?
  答:首先,我想说在我看来,没有人能够在从事高层政策研究的同时,开展实实在在的实地研究。于我而言,选择很简单。我只想做个科学家!如果不是世卫组织和其他一些知名机构的鼓励,我永远也不会站出来说出我的想法,什么当做,而什么不当做。我更愿意待在实验室,或者现场,让我的数据说话。我认为正是通过开展实地研究,我才能够对这一问题做出主要贡献。因为若想带来改变,没有什么比数据更有力。遗憾的是,在发展中国家,提供可靠数据的人并不多。
  (来源:https://www.who.int/bul-
  letin/volumes/97/2/19-030219/en/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编辑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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