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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o Cars: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摘要】:
OttoCars: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OttoCars跟GaryHumphreys谈论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方面缺乏进展的情况以及迫切需要采取全面的跨部门行动的问题。  OttoCars于1970年代初开始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医学院专攻传染病。1972年他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医学院,1981年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他在1991至1999年期间担任乌普萨拉大学医院传染科负责人,2003年成为乌普萨拉大
 
    Otto Cars:应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Otto Cars跟Gary Humphreys谈论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方面缺乏进展的情况以及迫切需要采取全面的跨部门行动的问题。
    Otto Cars于1970年代初开始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医学院专攻传染病。1972年他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医学院,1981年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他在1991至1999年期间担任乌普萨拉大学医院传染科负责人,2003年成为乌普萨拉大学传染病学教授。他的研究侧重于抗生素的药代动力学和药物动力学、抗生素最佳给药方案、耐药性流行病学和抗生素政策。他是国际抗感染药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1995至2011年期间曾担任瑞典抗击抗生素耐药性战略规划的负责人。他是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战略和技术咨询小组的成员。作为抗生素耐药性行动的创始董事,他自2013年以来一直担任该组织的高级战略顾问。他还是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机构间协调小组的成员,该小组最近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问:您在十年前就发起了抗生素耐药性行动。那时您有没有预料到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方面取得进展会如此困难
    答:也许吧,但我想当初我们很清楚这一点。您别忘了,我们创立抗生素耐药性行动的原因之一正是为了解决缺乏进展的问题。事实上,我和我的同事们邀请世卫组织讨论这一问题,特别是探讨对2001年世卫组织《遏制抗菌素耐药性全球战略》的反应为何如此平淡。正是在那次协商之后,我们决定创建一个组织来推动宣传工作,并支持收集和生成证据以及协调行动。话虽如此,进展确实非常缓慢,这一点显而易见。
    专业人员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各个方面的认识有所提高,但政府和民间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较少。2015年推出《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我们仍远未达到认真应对这一非常严重的问题的程度。
    问:您认为进展甚微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之一是未能与决策者和捐助者有效沟通。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故事很难讲,因为它不是一种疾病;它破坏对许多疾病的治疗,因此也破坏卫生系统。此外,它不是某种像疟疾或艾滋病毒那样你可以轻易识别的东西。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必须将讨论的重点从基因和细菌转移到失败系统的转变上来。
    问:该如何理解呢?
    答:我们倾向于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看作是一个可以通过研究资金和新抗生素加以解决的狭隘的技术问题。然而,为了遏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我们需要强大的卫生系统。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从预防感染、有效使用现有疫苗以及确保安全饮水和环境卫生开始。任何向全民健康覆盖迈进的努力都必须考虑到,随着各国扩大覆盖面和增加获取机会,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会以多种方式影响卫生系统。
    我们还需要把目光投向卫生领域之外,因为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也是一个农业部门的问题,并且是一个生态问题。三方机构:世卫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可发挥关键作用,但还需要将合作范围扩大到其他机构,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问:作为一名流行病学家,您如何描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蔓延?
    答:我们谈论的是一种缓慢的蔓延。最令人担忧的是耐药性最强的革兰氏阴性菌的传播,包括不动杆菌、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这些细菌对大多数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强,导致肺炎、血流感染、伤口或手术部位感染以及脑膜炎等多种感染。我们观察这种耐药性已经长达三十多年,发现死亡人数正在加速攀升。
    问:一些评论员认为,可转移粘菌素耐药性的发展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后抗生素时代。您同意这一看法吗?
    答:动员的粘菌素耐药基因的发现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携带这种基因的细菌通常对其它大多数抗生素也有耐药性。但是,不管这一发展势头如何,对许多人,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人或陷入人道主义紧急状况、无法获得有效药物的人来说,后抗生素时代已经来临。
    最显著的例子之一是马拉维,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2003至2016年期间,在马拉维,克雷伯氏菌耐药性从占感染的12%跃升至90%。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东莫塞尔,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工作人员最近报告说,其中心收治的病人中,近40%患有耐多药感染。
    当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也存在于高收入国家。即使是在瑞典这里,我们有时也必须依靠静脉注射抗生素来治疗普通的尿路感染,因为口服药物均不起作用。所以治疗方法已经在发生改变,给病人带来了负面影响,同时也推高了医疗费用。我们显然正处在一场重大危机的边缘。
    问: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答:最终责任在政府,但整个社会需要立即行动起来。我们十分清楚耐药性的发展动态及其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后果,尤其是造成的经济损失。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多个系统失灵的结果,只能通过平衡创新、获取和保护来应对。因此,我们现在就必须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同时也要承认我们在流行病学方面的认识还不全面。
    问:这是否意味着您不支持发展全球耐药性监测系统的想法?
    答:改善监测的努力当然至关重要,我承认全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监测系统的重要性,该系统起步良好,但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然而,这种系统短期内可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等待这样一个系统完全建成期间拖延行动的代价。
    问:在您看来,限制是什么?
    答:简单说来,我们的认识肯定是不全面的。这反映了许多国家面临的能力限制。监测系统需要大量资源。必须收集大量样本,并运送到质量和能力合乎要求的实验室。大多数欧洲国家多年前就建立了发达的监测系统。但是在低收入国家,数据仍然很少,并且非常缺乏常见细菌的抗生素敏感性数据,而这些数据是指导经验性治疗所必需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能够在医院、卫生机构和社区快速生成高质量数据的方法。
    问:您想到了什么样的方法?
    答:我认为我们需要集中精力进行时点患病率研究。此种研究可以由研究人员或卫生部开展,成本相对较低,并且不会带来重大的基础设施挑战。鉴于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难以为基本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活动调动资源,可能有必要利用外部催化资金来激励这一领域的活动。可以获取关于特定细菌种类、耐药模式、抗生素的获取和使用、指南遵守情况或医院获得性感染的信息。
    问:关于研发渠道中缺乏新型抗微生物药物的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讨论。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
    答:整个研发生态系统需要重建,公共部门需发挥领导作用。确保抗生素的可持续获取需要一种新的范式——一种从解决科学挑战到确保公平获取的针对药物的整个生命周期的端到端方法。这将需要在药物价值链的每个阶段进行政策干预,并协调此种努力。虽然没有单一的“正确”方案,但我认为,激励抗生素开发的新措施必须将研发成本与抗生素的销量和最终价格区分开来。
    问:在《世卫组织公报》最近的采访中,非洲抗生素耐药性行动的负责人Mirfin Mpundu指出,在25个制定了国家行动计划的非洲国家中,只有3、4个国家在实际执行这些计划。可以做些什么来让政府做得更多?
    答:不作为的问题并非只出现在非洲。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国家行动计划,但这些行动计划中只有大约五分之一得到了适当的资助。我支持调动外部催化资金来推动实施国家行动计划的想法。我还认为,我们需要与财政和发展部长展开对话,明确指出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一个发展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的代价将很高,无论是在人类健康还是经济增长方面都是如此。
    除此之外,我认为我们需要考虑某种形式的有约束力的协议。我们需要设定衡量进展的目标,并让政府和专业人员负起责任来。机构间协调小组建议设立一个全球领导小组和一个独立的行动证据小组。这些可以鼓励公共部门和私人出资,支持进展监测,并在所有部门进行有力和权威的科学评估。这些还有助于产生所需的政治意愿,并促进新的全球合作。
    事实是,我们没有将有效的抗微生物药物视为一种全球共享资源。是时候该做点什么了。
    (来源:https://www.who.int/bulletin/volumes/97/6/19-030619/zh/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编辑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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