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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麻疹监测新数据

【摘要】:
目前在世卫组织网站上可获得新的麻疹监测数据。这一初步数据是根据每个月月底向世卫组织提交的国别报告得出的。请注意,这些不是官方数字,因为各国仍在向世卫组织报告病例。通过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的联合报告渠道,每年7月提供前一年的正式数字。目前估计的总病例和死亡人数将于11月公布。  因此,应将本摘要中的数据报告为临时数据并注明日期(即“根据截至2019年4月向世卫组织(日内瓦)报告的月度数据编制的临时数
 
  目前在世卫组织网站上可获得新的麻疹监测数据。这一初步数据是根据每个月月底向世卫组织提交的国别报告得出的。请注意,这些不是官方数字,因为各国仍在向世卫组织报告病例。通过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的联合报告渠道,每年7月提供前一年的正式数字。目前估计的总病例和死亡人数将于11月公布。
  因此,应将本摘要中的数据报告为临时数据并注明日期(即“根据截至2019年4月向世卫组织(日内瓦)报告的月度数据编制的临时数据”)。
 
 
  麻疹发病率地图(WHO)
  麻疹病例继续攀升至2019年。全球初步数据显示,与2018年同期相比,2019年前三个月报告的病例增长了300%。这是过去两年连续增长的结果。
  虽然这一数据是暂时的,尚未完成,但它表明了一个明显的趋势。许多国家正在大规模爆发麻疹,世界所有区域的病例都在持续增加。目前的疫情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马达加斯加、缅甸、菲律宾、苏丹、泰国和乌克兰,造成许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儿童。
  近几个月来,由于该病在未接种疫苗人群中迅速传播,病例数在总体接种覆盖率较高的国家也出现了激增,包括美利坚合众国以及以色列、泰国和突尼斯。
  麻疹是世界上最具传染性的疾病之一,有可能极其严重。在2017年,也就是最近可获得的估计数字,它造成了近11万人死亡。即使在高收入国家,多达四分之一的病例因并发症住院,并可能导致终身残疾,从脑损伤、失明到听力丧失。
  通过两剂安全有效的疫苗,这种疾病几乎完全可以预防。然而,几年来,全球首次接种麻疹疫苗的覆盖率一直停滞在85%。这仍然低于预防疫情爆发所需的95%,并使许多社区中的许多人处于危险之中。第二次剂量覆盖虽然有所增加,但仍占67%。
  与麻疹和风疹倡议、疫苗和免疫全球联盟、疫苗联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政府和合作伙伴一道,正在开展应对行动,以控制国家疫情,加强卫生服务,并增加疫苗覆盖率。
  · 马达加斯加开展了针对7百万6个月至9岁儿童的紧急疫苗接种运动,目前麻疹病例和死亡总数正在下降。
  · 在菲律宾,已向5岁以下儿童接种了3 890 000剂麻疹和风疹疫苗。
  ·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该国正准备发起与脊髓灰质炎疫苗联合应对。
  · 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地方卫生当局合作,在也门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的麻疹和风疹疫苗接种运动,覆盖全国超过1160万(90%)6个月至16岁的儿童。
  应对麻疹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所有儿童及时获得疫苗,特别要注意初级保健服务的可获得性、质量和可负担性。还需要就疫苗接种的关键重要性及其预防疾病的危险进行有效的面向公众的沟通和参与。
  世卫组织还建议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确保免疫服务满足每个人的需要,确保所有地区、在适当的时间和所有人群都能获得诊所,特别是那些面临系统性歧视和不利条件的人群。
  第二次疫苗剂量的覆盖范围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群对该病的预防。今天,25个国家仍然需要将第二剂疫苗作为其基本免疫规划的一部分。
  备注
  世卫组织会员国报告的麻疹病例的官方数字只有到第二年7月才能得到。虽然提供了总体趋势的有力指示,但每月的监测数据是临时的和不完整的,因为许多国家- -特别是经历重大疫情的国家- -仍在报告数据。由于报告的延迟,因此,这些报告中提出的内容与直接从各国报告的内容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
  在全球估计中发现的实际病例数也将大大高于报告的病例数。世卫组织估计,全球报告的病例不足十分之一,各区域存在差异。到目前为止,2019年已有170个国家向世卫组织报告了112,163例麻疹病例。截至去年这个时候,来自163个国家的麻疹病例为28124例。从全球来看,这几乎是300%的增长。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增长了700%,美洲区域增长了60%,欧洲区域增长了300%,东地中海地区增长了100%,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增长了40%。一旦世卫组织收到并审查了前一年的所有国家数据,就会产生全球估计数(病例总数和死亡人数)。关于1980-2017年的官方数据,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来源:https://www.who.int/immunization/newsroom/measles-data-2019/en/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编辑部编辑)Mirfin Mpundu向Gary Humphreys讲述他在非洲国家和美国的经历和遏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前景。
  Mirfin Mpundu1968年出生在赞比亚。他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学习药学(1996年获得药学学士),曾在美国作为临床药师执业,在那里他还于2004年得到诺斯伍德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3年从瓦尔登大学获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2014年,他被任命为非洲抗生素耐药性行动负责人。他是世界卫生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战略技术咨询小组成员。
  问:您最初是怎么对药物获取和质量领域产生兴趣的?
  答:我之所以成为药剂师,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会很有趣。我真的很想改变人们的生活,我早期在赞比亚工作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愿望。
  问:您能谈谈那些经历吗?
  答:我在赞比亚卢萨卡的教会医学会做了两年药剂师。我的活动包括采购和向医疗机构分发基本药物和医疗用品,我还参与为布道所医院建立一个中央派送仓库。我学到很多关于预测和供应链规划的知识,特别是关于艾滋病毒和疟疾的商品。我还负责后勤发展,以确保向布道所医院供应物资。在管理方面,我参与了一些由捐助机构和卫生部开展的与艾滋病毒有关的教育项目,并为护理生提供合理用药培训。
  问:2000年,您去了美国。在那里做了什么?
  答:我在美国医院系统中担任药剂师,承担了与之前不同的职责。例如,我是马里兰州劳雷尔地区医院重症监护服务和急诊科主任。这份工作很有趣,也很充实,但我知道,在某个时候,我必须回到我的公共卫生根源。
  问:这方面能多谈谈吗?
  答:嗯,这是最初进入制药领域在那些最需要帮助但又交通不便的地方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我在美国工作,也知道赞比亚的问题仍然存在。缺货、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缺乏预测和量化、资源浪费、临床实践和供应链中缺乏循证做法——就像在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我知道我可以做些什么,我想我可以利用我在西方获得的经验。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个问题?
  答:我想我第一次真正注意到这一点是在马里兰州工作的时候。我看到治疗失败,我很清楚存在问题。这让我回想起以前在赞比亚的一些病例,包括无法治疗的脓毒症。这也让我想起我母亲的死。她在医院剖腹产下我妹妹后感染了。她是个健康的女人,走进医院后却再也没有回来。抗生素失效了吗?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很多次。现在,我们在所有重大疾病中都能看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问:这方面您能不能再多谈谈?
  答:例如,关于艾滋病毒,各地地区对某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耐药性水平都在继续增加,在几个国家甚至每十个病例就有一例或更多例耐药出现。根据一些国家的报告,在开始接受艾滋病毒治疗的人群中,耐药率达到或超过15%,而重新开始接受治疗的人群中,耐药率高达40%。耐药结核病也是一个重大关切,不论是耐多药结核病和广泛耐药结核病。
  问:请您解释一下这两者的区别。
  答:耐多药结核病是由对两种最有效的一线抗结核药物(异烟肼和利福平)耐药的细菌引起的结核病,必须使用昂贵且有毒的二线药物治疗。广泛耐药结核病是一种更严重的耐多药结核病。导致该病的细菌甚至对最有效的二线药物也耐药。最新的估计是,2017年全球约有50万人罹患对利福平耐药结核病,而利福平是最有效的一线药物。在这群人中,大约80%患耐多药结核病。印度、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几乎占全世界病例的一半,但非洲大陆也已出现耐药结核病流行,尤其是在西非国家和南非。
  问:疟疾呢?
  答:研究表明,除大湄公河次区域外,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对95%的病例仍然有效。但是,对四种用于蚊虫控制的常用杀虫剂(即拟除虫菊酯、有机氯、氨基甲酸酯和有机磷)的耐药性已经非常普遍。已经在世卫组织非洲、美洲、东南亚、东地中海和西太平洋区域所有主要疟疾病媒中观察到杀虫剂耐药性。
  问:您对目前计划和倡议是否足以遏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有多乐观?
  答:我生性乐观,致力于实现非洲抗生素耐药性行动的愿景,即全世界摆脱对无法治疗的感染的恐惧。然而,我只能对我们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方面取得进展的能力保持谨慎乐观。原因之一是许多国家缺乏实地行动或行动有限。现在非洲大约25个国家制定了国家行动计划,但实际上只有三四个国家在执行这些计划。同样,在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举措纳入卫生系统主流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疟疾、艾滋病毒和结核病领域尤为如此。所有这些规划都还在单打独斗,很少共享资源,无论是信息、供应链、实验室设施还是监测方面都是如此。
  问: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种情况呢?
  答:相信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机构间特设协调组提出的建议将推动我们继续努力。
  (来源:https://www.who.int/bulletin/volumes/97/4/19-030419/zh/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编辑部编辑)马拉维、南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于 2013-2016 年对农村地区实施艾滋病毒母婴传播预防政策(Harriet Jones,Alison Wringe, Jim Todd, John Songo, Francesc Xavier Gómez-Olivé, MosaMoshabela, Eveline Geubbels, Mukome Nyamhagatta, Thoko Kalua, Mark Urassa,Basia Zaba & Jenny Renju)目的旨在评估将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指导方针纳入艾滋病毒 (HIV) 母婴传播预防(PMTCT) 政策,并监测马拉维、南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农村地区医疗机构层面指导方针的实施情况。
  方法
  我们总结了国家艾滋病毒母婴传播预防政策和世界卫生组织指南自 2013-2016 年为孕产妇和婴儿护理联动提供的 15 项指标。在 2013 年至 2015 年和2015 年至 2016 期间分别对 46 个医疗机构、服务于五大医疗和人口监控系统的人群进行了两轮调查。我们对机构管理者进行了结构式问卷调查,以描述服务的提供情况。我们根据地点和调查轮次,报告实施各项指标的机构比例以及缺货的频率和持续时间。
  结果
  所有国家中,影响产妇和预防艾滋病毒母婴传播的国家政策应符合截至 2016 年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方针;大多数国家间政策的变化都与常规艾滋病毒护理有关。在同一栋楼内提供检测后咨询、当日启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ART)、产前护理并提供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以及在所有站点增加“Option B+”计划或保持 100% 覆盖。各站点在实施婴儿诊断和治疗政策方面的进展各不相同。过去一年,艾滋病毒检测试剂盒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缺货量整体下降,但在这两轮调查中,每个站点至少有一个机构存在缺货现象。
  结论
  此类情况下,实施艾滋病毒母婴传播预防政策取得进展。然而,婴儿联动护理和供应链挑战之间的持续差距有可能破坏消除婴儿感染艾滋病毒的目标。
  (来源:https://www.who.int/bulletin/volumes/97/3/18-217471-ab/zh/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编辑部编辑)  孟加拉国烟草控制的经验教训孟加拉国十年烟草税:烟草控制的经验教训(Nigar Nargis,AKM Ghulam Hussain, Mark Goodchild, Anne CK Quah & Geoffrey T Fong)孟加拉国对卷烟价格(高于基准价格75%)实施高税收份额,但此举并未降低卷烟消费量,实现预期的健康效益。
  本文中,我们探讨了孟加拉国烟草税未能成功减少吸烟的原因。
  根据 2006 年至 2017 年的政府记录,我们将已纳税卷烟的销售趋势与卷烟消费税结构以及卷烟税及其价格的变化联系起来。
  我们分析了孟加拉国全球成人烟草调查的吸烟率数据,旨在研究 2009 年和 2017 年不同烟草产品的消费情况。
  根据烟草制造商的年度报告和其他文献,我们研究了烟草市场的供求因素。
  除卷烟的可负担性增加之外,似乎还存在另外三大因素,削弱了税收和价格上涨在减少孟加拉国国卷烟消费方面的有效性。
  首先,多层消费税结构扩大了品牌之间的价格差异,并鼓励吸烟者从高价卷烟向下寻找廉价卷烟进行替代。
  其次,吸烟者的收入增长和对优质产品的偏好转变,鼓励其从手工卷制的本地卷烟 (bidi) 向上寻找机器制造的廉价香烟进行替代。
  再次,烟草行业的市场扩张和差别定价策略改变了相对价格,令廉价卷烟保持其价格优势。
  在中低收入国家,仅靠高税收份额,不足以作为有效烟草税的晴雨表,特别是在烟草税结构复杂、烟草制品价格相对较低以及烟草制品的可负担性日益增加的情况下。
  (来源:https://www.who.int/bulletin/volumes/97/3/18-216135-ab/zh/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编辑部编辑)  印度儿童综合发展服务项目;2006年和 2016 年的公平性和覆盖范围(SumanChakrabarti, Kalyani Raghunathan, Harold Alderman, Purnima Menon & PhuongNguyen)目的旨在研究印度儿童综合发展服务项目在扩大规模、全面普及前后,在怀孕初期至幼儿期的连续护理过程中该项目的覆盖范围和公平性。
  方法
  该项目为孕妇、哺乳期母亲和幼儿提供营养和健康服务。我们使用了 2005–2006 年和 2015–2016 年全国性调查的数据,其中包括 2006 年的 36,850 对母子和 2016 年的 190,804 对母子。我们通过社会经济五分位数、种姓、教育和农村或城市居民对项目服务使用的公平性变化进行了评估。我们使用回归模型来研究项目使用的决定因素。
  结果
  研究表明在 2006 年至 2016 年期间,使用项目服务的受访者的平均比例有所增加,辅食方面从 9.6%上升至 37.9%,健康和营养教育方面从 3.2% 上升 至 21.0%,健康检查方面从 4.5% 上升至 28%,而且儿童特定服务(例如免疫接种、生长发育监测)由 10.4% 上升至 24.2%。财富、孕产妇受教育程度和种姓与服务使用呈现最大程度上的正相关。然而,服务使用的扩大在地方各级间差异显著。虽然总体使用情况得以改善,且已触及边缘化群体(例如弱势种姓和部落),但最贫困的五分之一人口仍然落后,尤其是在营养不良、负担最重的各邦。
  结论
  印度的政策改革扩大了该项目在国家层面的覆盖范围,同时也囊括了边缘化群体。随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该项目需要聚焦于触及社会经济阶层最底层的家庭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
  (来源:https://www.who.int/bulletin/volumes/97/4/18-221135-ab/zh/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编辑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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